一、案情概要
王某与万恒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万恒公司应在2013年10月31日前将商品房交给王某使用，万恒公司应在房屋交付使用后18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万恒公司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万恒公司的责任，王某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产证的，由万恒公司自违约之日起按日支付房价款的十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另自违约之日起180日内仍未完成产权登记，王某有权退房。
合同订立后，王某支付了全部房款，于2013年11月10日办理入住，但万恒公司至今未取得初始登记批复，于是王某于16年3月31日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房款以及支付延期办证违约金。
两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其权利的行使应当受时间上的限制，以维护交易的稳定。本案中，万恒公司于2013年11月10日交付房屋，其应在房屋交付后180日内即2014年5月9日前，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其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但其至今未履行上述义务，故自2014年5月10日起万恒公司已构成违约，根据合同约定，逾期超过180日，即2014年11月6日王某已享有合同解除权。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对该解除权的行使期间作出约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王某应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即2015年11月5日前行使解除权，逾期未行使的，解除权消灭，而本案中王某于2016年3月31日才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此时王某已丧失解除权，故对王某请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房款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本案中，法院使用类推适用方法，对因迟延办证形成的解除权的行使期间这一法律漏洞予以填补。
二、本案类推适用的过程
（一）本案涉及的因迟延办证形成的解除权的行使期间在现行法中没有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应当说，我国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赋予其自行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间之权利，但上述条文并不周延，没有规定当事人无约定时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以及经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因此不能根据上述条文确定王某行使解除权的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该条款所规定的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出卖人逾期交房或买受人逾期付款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对方当事人得行使解除权的合理期限。对于迟延办证达到解除条件时，买受人行使解除权的合理期限，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对本案来讲，能否适用该条款内容作为裁判依据，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和论证。
因此，现行法律未就因迟延办证形成的解除权的行使期间作出规定，已对法律适用造成困扰，构成法律漏洞。
（二）本案所涉属于开放的法律漏洞，应采用类推适用的方式填补该法律漏洞。
法律漏洞可以区分为开放的漏洞和隐藏的漏洞，前者是指按立法意图应当规定，但却错误地没有规定的情形。后者指虽有法律规定，但依据该规定的目的，不应适用于某一事项。本案所涉事项系因法律未作规定而构成的开放的漏洞，应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来填补。即，对法律未规定的事项，参照、援引与其性质相类似的法律规定，加以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 上述规定的体系解释表明，就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而言，万恒易赛公司作为出卖人负有的两项义务，一是案涉房屋的实际交付，二是法律权属的转移登记。交付房屋与办理权属证书系房屋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的两个侧面，也是房屋出卖人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的两项主要义务。迟延交付房屋和迟延办理权属登记在法律评价上没有实质区别。
另，从解除权的设置目的来看，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可以基于一方意思表示而发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故立法者为追求司法环境、交易过程的稳定，对权利人行使解除权科之以一定的期限，以防止给对方当事人带来过重的负担。无论是迟延交付解除权，还是迟延办证解除权，均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为行使解除权设定合理期间，用以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安定法律秩序的规范目的，在法律评价上并无差别，两者应作相同的处理，即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迟延办证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应类推适用逾期交房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而不能采用反面解释，排除该条款的适用。由此，本案中，王某因怠于行使合同解除权，其起诉已超过解除权行使一年的除斥期间，其已丧失解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