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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宣传范文】一
“革命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以各自对“革命文化”内涵的理解，对其进行阐释、宣传和践行。在国内许多地方，革命文化还更多地被冠以“红色文化”。于是，“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混为一谈，革命文化的本意被淡化，关于红色文化的解释更加“见仁见智”。仔细分析发现，“红色文化”概念的提出约出现于21世纪初。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后，发展面临诸多困境，人们难免要从过往的历史与经验中，追忆曾经引领党和人民走向胜利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事实证明，这种现象与当时学术界的文化记录非常契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显示，在2003—2004年度的学术论文中，“红色文化”已成为主题词。同时，有学者注意到，在红色文化概念出现前，中国学术界已经出现了“红色经典”“红色资源”“红色旅游”等提法。这些提法是否准确?对革命传统的继承是否该回归其本意?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立足当下，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的今天，为革命文化找准定位，体现其当代价值，便成为人们的重要关切。
革命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点在于中国革命铺就的红色底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凝聚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这份文献可见，“红色文化”应规范地称为“革命文化”，其历史渊源可回溯到20世纪初期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
中国“革命文化”可溯源至中国共产党的初创，且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紧密相关。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后，历经半个世纪，由一个幽灵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并指导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用真理的光芒昭示了中国革命未来的方向。于是，20世纪的东方中国，在民主革命、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运动中不断切换革命主题，在各种意识形态和救中国方案的相互激荡和选择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率领人民开展了不懈斗争，做出了重大牺牲。据军事科学院信息中心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22年间，能够查清作战名称、作战地区、我方参战部队、敌方参战部队、作战结果等基本要素的主要战役、战斗，共计3203个。“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曾说，新中国的成立，是由亿万先烈的鲜血染红的。的确，革命烈士的鲜血铺就了中国革命的底色，才有外国人眼中的红色中国，才有中国人心中的红色政权，才有今天“红色文化”称谓的流传。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革命文化的主创者。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实行武装抵抗。在著名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部队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秋收起义非常接地气地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人民武装旗号，广州起义因有苏联顾问的参与指导，宣布组织“工农红军”，并打出了“工农红军”旗帜。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无条件接受其领导，中共中央遂于1928年5月25日发布《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武装“割据区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央指示，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各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先后奉命改称“红军”。1931年后，全国各地革命军队统一改称“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红军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工农红军的红色传奇故事走向世界。
这支红色劲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土地革命时期，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在抗日战争时期，毅然走向敌后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国民党携手御侮赢得民族解放;在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为中国人民的两种前途和命运展开战略决战;最终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并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坚强柱石。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的底色是红色的，中国革命的旗帜也是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毋庸讳言，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暴力革命学说在中国实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天换地，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而这一切的本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因此，任何“着色”的文化名词都没有“革命文化”更能精确地反映这个实践过程。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革命文化传承和建设，他在视察原兰州军区时强调，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此后，他遍访西柏坡、井冈山、沂蒙山、古田、延安、遵义等革命圣地。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其中的“革命主线”清晰可见。确切地说，红色仅是一种象征意义，但革命文化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民族复兴的“根”与“魂”，由此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牢记初心”的本意，不忘“所由出，知何往”。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遍访革命圣地的主线，革命文化的丰富内涵得到逐步展现。井冈山斗争，使我们领会了革命之初思想动摇的必然，以及坚定革命胜利信心的重要。古田会议，党以决议的形式，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明确了红军“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基本问题;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解决了党如何领导军队的根本问题;理顺了军队中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以及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基本途径。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革命摆脱教条主义束缚，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思想形成之初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延安岁月，让人感受抗日救亡时期的艰苦卓绝，以及在革命圣地精神世界的富足;西柏坡——中国革命最后的农村指挥部，中共中央在走向执政舞台前向全体党员发出“进京赶考”的谆谆告诫。如此联系起来，革命文化的内涵应包括：作为革命文化资源承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丰富内容;一切与革命斗争有关的旧物及遗物、旧址及遗址等革命历史遗存和纪念场所，以及与之相对应在革命岁月里形成的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
革命文化形成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之中，具有着鲜明的精神特质
革命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形成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之中，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已经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革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体现在其鲜明的精神特质中。
革命性。主要包括理论的革命性和实践的革命性。《共产党宣言》发表近70年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终于由革命预言变成现实。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卓越的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历史自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革命文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反映，所以革命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斗争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
民族性。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对马克思主义展开系统研究的直接动因，是为了避免中国共产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对党的事业再度构成危害。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使马克思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湖南韶山冲里走出来的毛泽东，一生农民本色，与土地、农民和农村结缘，向来以中华民族为自豪，兼收并蓄外来优秀文明成果，成就了中国革命事业。毛泽东的理论创新，从来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但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现成词句，永远都体现出最贴近中国现实的民族风格，中国的革命文化由此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
大众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郑重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谙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并得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结论，并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的劳苦大众，在中国革命先进分子们抛开自身优越生活，投身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运动的行为中，看到了榜样的力量和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成就了革命文化是“为了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大众特性。
时代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要求和文化特色，即所谓的“时尚”，所有的文化都是在具体的时代被创造出来的，故任何群体文化其存在的必要、创造性及其文化的传承与淘汰，都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以长征为例，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缩影，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革命的“时尚”是：崇尚坚定信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人数仅占出发时的30%，这无疑是一场为“主义”的集体“殉志”!崇尚对党忠诚。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分兵，张国焘分裂中央，险些葬送中国革命，是对党忠诚的中坚力量维护了党的团结，避免了分裂;红十五军团在陕北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接应和支援，使党在陕甘根据地的政治奠基和军事奠基成为可能。长征路上，毛泽东将担架变成政治舞台，展现了逆境中革命家的胸怀，体现了高度的历史担当，重掌领导权，避免了党和红军的覆灭。
创新性。革命文化中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为回击中国山沟沟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调，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仅1938年，毛泽东完成的理论成果就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这些纲领性文献，充满了对中国革命战争关键问题的思考。毛泽东以其独特的“战争辩证法”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1939年，毛泽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内容。1940年，毛泽东撰写《新民主主义论》，对军事胜利后的新中国进行规划，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1945年，毛泽东写出《论联合政府》，对抗战胜利后的革命进行总体设计，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党的纲领联系起来，完成了对新中国蓝图的构想。
革命文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源于与当代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的契合
古人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的力量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经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之魂。革命文化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之所以具有生命力，除了它本身的精神特质外，革命文化与当代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观念存在部分重合。正因为如此，每当我们走进任何一个中国革命文化遗存，都会感受到心灵的震撼，这即是革命文化当代价值体现的一个层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革命文化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
一是助力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革命文化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加强理论武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提供了有力支撑。革命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化阶段形成的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是巨大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行动指南，两者在理论上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始终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是一致的、不可撼动的。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引，领导国家、民族和人民实现党的目标，这也是革命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同质要求。
二是助力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应该坚守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我们可以领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革命文化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是助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坚守正道，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革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培育出的革命精神，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所表现出的精忠报国赤诚奉献的爱国情怀;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排山倒海决战决胜的英雄气概;视死如归勇于斗争的牺牲精神;忠贞不渝威武不屈的革命气节;处变不惊沉着果敢的心理定力;军令如山军纪如铁的纪律观念，都是革命文化的内在呈现。革命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强调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
四是助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来源于人民并以人民为中心。要繁荣文艺创作，必须植根于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不断挖掘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时代英雄的精品力作。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革命文化是战争年代的产物，所以昂扬向上的斗争精神是它的鲜明特点，同时革命文化朴素而又多彩的文艺形式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因而也最容易扎根于广大群众中。这一点在新时代的今天尤为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以力避借革命文化之名，行低俗庸俗媚俗文化之实。
五是助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要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就必须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因此必须把加强革命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持续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既要充分利用中华古代文明的辉煌成果，也要深入开掘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涵，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把中华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中华文化和革命文化成就与光荣的同时，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必将成为了解历史，资鉴未来发展的最好路径。
【思想宣传范文】二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树立正确历史观，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还要思考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树立正确大局观，就要通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看到现象和细节，更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树立正确角色观，需要把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两种视角统筹起来，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科学制定对外方针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外交工作的生命。制定正确外交政策和策略的重要前提是正确认识把握国际形势和时代潮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他在许多重要场合深入阐述如何把握国际形势，并总结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这为我们准确分析世界发展大势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有效方法，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和实际工作水平提升指明了方向。
树立正确历史观，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潮流
观察国际形势，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还要弄清楚发展趋势，思考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这就要求我们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
回望最近100多年的世界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跌宕起伏而又波澜壮阔的画卷。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他战乱和冲突，还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人们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免于战争、缔造和平，扩大合作、共同发展。同时，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带来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也日益增多，这些都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到更高水平。
回顾历史，人们由于立场不同、认识水平不同，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结论也迥然不同甚至截然对立。我们要树立正确历史观，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丝剥茧，厘清各种重大事件的原委与始终，从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和社会革命潮落潮起中认准时代发展潮流，从地缘政治冲突和发展利益博弈中把握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只有运用正确历史观来观察世界，我们才能理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理解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认清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这个时代的潮流。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树立正确历史观，就要尊重历史规律，自觉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若逆潮流而动必将被时代抛弃。我们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头脑还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思维的老框框内，而应认清历史趋势，跟上历史前进脚步，顺应时代潮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起手来一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树立正确大局观，准确判断国际关系变革趋向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事物的性质主要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因而，要看准、看清、看透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避免在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更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树立正确大局观。
今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人民渴望和平发展、谋求合作共赢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强烈，各国之间经贸联系、人文合作、安全对话与科技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趋势和特点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鲜明。与此同时，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诸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民族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潮有所抬头，人类社会面临许多共同问题，需要携手合作解决。
在这种形势下，树立正确大局观首先要把握全局，通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方面：既看到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既看到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洞察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看清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既看到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本质，从全局中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看到长远趋势。尽管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尽管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然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正是基于这样的大局观，习近平同志作出科学论断：“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
正是因为拥有这样既符合时代要求又饱含辩证思维的大局观，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利益的共同性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超越民族文化认知、超越发展水平与时空距离，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世界各国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期盼，体现了中国追求实现人类共同繁荣发展的全球视野、广阔胸怀和大国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树立正确角色观，准确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观察分析国际形势，归根到底是要为制定对外方针政策服务，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服务，为给我国改革发展创造有利外部环境服务。这就要求我们把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两种视角统筹起来，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还要把自己摆进去，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对外方针政策。只有树立正确角色观，我们才能在充满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不被乱花迷眼、不被浮云遮眼。
改革开放后，经过40年努力，中国同世界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都得到极大扩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重大改变，中国已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这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普遍共识，也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
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如此重大的积极变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对我国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外部世界的交往与合作日益广泛和紧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更为深化。2016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归结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并且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上。他指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敞开大门搞建设，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积极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互动持续加深，中国的朋友遍布世界。”中国在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秉持开放心态，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愿意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受益，实现共同发展。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秋天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很快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参与的合作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了新动力。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角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作为世界最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不管未来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在继续深刻改变自己的同时，还将更加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世界，中华民族将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思想宣传范文】三
改革开放让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正确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
正确处理立足国情与借鉴国外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以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创造的先进经验和有益成果。但应认识到，国外经验可以学习借鉴，却不能照抄照搬。现实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甚至依附于西方国家搞现代化，最终失去发展自主性，非但没有实现现代化，反而陷入动荡之中。事实证明，国情不同，道路就会不同，立足本国国情才是走向现代化的正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不断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才走出了一条让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实现现代化，既要大力发展经济为持续改善民生奠定坚实物质基础，也要通过持续改善民生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有效需求。同时，改善民生要与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民众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导致社会动荡。有的发展中国家不切实际地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由于过度福利化导致效率低下、增长停滞。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将收入提高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将福利水平提高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其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同志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近些年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过分强调市场作用、否定政府作用，结果使整个国家经济陷入严重混乱。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注重发挥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作用和优势，既最大限度调动市场经济内在的激励和创新动力，又确保市场经济有序有效运行，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正确处理活力与有序的关系。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社会，既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当前，困扰很多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难题，就是社会动荡和不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有机统一起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注重为改革发展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成功处理活力与有序的关系，确保始终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又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思想宣传范文】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它是“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的汇集和凝结。马克思把自己时代和人民的现实关切，升华和凝结为理论主题和毕生追求。可以说，坚守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和灵魂。
“人民的幸福”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他号召全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这些重要论述，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和发展。
追求人的幸福是自古希腊以来思想家们的永恒主题，马克思继承了这一主题。但古希腊思想家所追求的幸福，主要是“个人的幸福”，如伊壁鸠鲁就认为，幸福是肉体无痛苦和灵魂无纷扰。真正把“人民的幸福”作为出发点和追求目标的，正是马克思。在高中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立下了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志向，并强调要把“人类的幸福”与“自身的完美”结合起来：“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过得也完美。”在写作博士论文时，马克思自称愿做为人类带来幸福而牺牲自己的“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可见，实现“人民的幸福”是马克思的初心所在。在其光辉而伟大的一生中，马克思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家庭和幸福去践行这一初心。
马克思主张，幸福就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大学毕业后，刚走上社会在《莱茵报》工作的马克思，就因关心农民的疾苦和幸福而“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部著作的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自己的哲学不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为历史和人民服务的新哲学——废除“人民的虚幻幸福”，追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在随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认识到人处在异化劳动——“非神圣形象”的统治之中，而在异化劳动中，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也就是说，在异化劳动之中，人彻底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为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特别强调：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建立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活动着的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才能真正实现人的现实的幸福。在此意义上，只有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才能“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也就是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最终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和现实的幸福。由此可见，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伊始，就将“人民的幸福”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伴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这种对人民立场的坚守，始终是其不变的初心和灵魂。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历史上的其他思想家，特别是作为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古典哲学家，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为统治阶级代言，他们崇拜抽象的人而忽视了现实的人。唯有马克思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及其生产方式，为广大人民代言。在此意义上，恩格斯强调：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
马克思之所以坚守人民立场，是因为他第一次认识到不是神而是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其实也正是马克思指出的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历史辩证法”：“人，作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正是立足于人民立场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刻抓住和揭示了“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实质，并指出了破除“抽象”对人的统治而走向自由解放的三大阶段：人的依附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阶段。马克思认为唯有破除“抽象”对人的统治，才能实现人从“依附性”到“独立性”再到“自由个性”的发展。而“抽象”只不过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在马克思这里，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就是具有“幽灵般现实性”的“资本”。马克思在倾其一生的伟大著作《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就是物与物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正是“人”而不是“资本”才是贯穿《资本论》的一条“红线”。马克思正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展开了最无情的批判，才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还给了人自己。也因此，马克思才称《资本论》实现了“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存在着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到成熟马克思的科学主义的“断裂”，是难以服人的。阿尔都塞根本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人民性立场和品格。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就在于它具有人民性品格和坚守人民性立场。人民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也是马克思主义与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水岭。以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
“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所以说，从“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士”，马克思毕生的使命和追求就是“让人民获得解放”。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曾盖棺定论，马克思的一生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剩余价值——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这两大规律，正是人民获得自由解放必不可少的两大理论基石。正是在这两大基石的基础上，马克思开辟了一条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获得人之自由个性解放的新道路：“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因此，马克思强调要充分发挥“资本的文明面”去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作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生产出来，正是以资本增殖和扩张为基础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对此恩格斯指出，由于两大发现，人的自由解放之路在马克思这里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在此意义上，恩格斯认为《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射向资产阶级的“最厉害的炮弹”和无产阶级获得自由解放的“助产婆”和“指路明灯”。马克思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是因为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把“求解放的理想”和“为自由的斗争”内在结合起来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和灵魂的矢志坚守。
【思想宣传范文】五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多次亲临宣传思想文化单位调研考察指导，发表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科学界定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新闻舆论工作、文化工作的性质地位，明确了职责使命，提出了必须坚持的方针原则。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做好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指南，是广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根本遵循。
把学习摆在首位，努力成为敏学善思、学以致用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就没有止境。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生活习惯。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必须努力拓展学习的深度和广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政治素养，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是提高知识化、专业化水平的必备。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要原原本本、深入系统、联系实际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质与精髓，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深刻把握时代主题、发展大势，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正在做和将要做的事情。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真正把科学理论内化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运用到丰富的、具体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践中，努力把科学理论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高度的政治自觉、鲜明的人民立场、强烈的责任担当、过硬的能力本领。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努力成为政治坚定、忠诚可靠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工作，都有着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说到底是政治工作。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思想文化从来都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没有所谓的纯学术、纯艺术，也没有抽象绝对的“新闻自由”，脱离了政治的学术研究、文艺创作、新闻报道，往往就会偏离历史的方向、失去时代的光彩、丧失应有的价值。过硬的政治素质、政治觉悟，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和基本要求。不论是从事理论研究、新闻出版、文艺创作，还是从事文化经营管理、国际传播工作，都要懂政治、讲政治。自觉强化“四个意识”，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始终做到听党指挥，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宣传纪律，做到守规矩、听招呼、能干事、有底线，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
把责任扛在肩上，努力成为一名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党的十九大绘就了未来发展蓝图，“两个一百年”目标即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的职责，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以“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一招不让地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理论工作者要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闻舆论界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继续保持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的主张、阐释党中央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反映群众呼声、反映人民伟大实践和精神风貌，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用自己的行动，努力做全面准确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排头兵，努力做理论联系实际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干家，努力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思想舆论的主力军，努力做与时俱进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行者，奋力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把人民放在心里，努力成为一名关注民生、为民服务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鲜明的是人民立场，最厚重的是人民史观，最真挚的是人民情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面光辉旗帜永不褪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创作导向、研究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坚持党的人民立场的集中体现，是思想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重大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秉持人民立场、增进人民情感，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学术追求、创作追求、工作追求，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观察社会、分析问题、谋划工作的根本视角，把人民的喜怒哀乐作为我们判断是非正误、检验成果成效的唯一标准，真正让群众的生产生活、人民的社会实践，成为我们研究、创作、报道、讴歌的主题和主角，更多地深入生活、更多地深入实践，多讲老百姓的故事，多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多写出“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文章，把人民群众始终团结在党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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